来源：《科技中国》
作者：由雷 尹志欣 朱姝 王宏广
中美差距究竟有多大?
差距主要在哪?
中国能否赶上美国?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广泛讨论的科学问题。
目前对中美差距的判断大致有三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一类是乐观派，认为中国综合国力将要超越美国，或者已经超越美国;一些学者或机构还抛出多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威胁美国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
第二类是悲观派，主要观点是“中国崩溃论”，一方面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另一方面否认中国经济体制机制、否定中国文化与社会制度。
第三类是客观派，认为中美差距的本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作者们从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国防等6个方面，运用了40项指标对中美差距进行了定量分析，其中，美国处于领先的指标有28个，即约70%的指标领先于我国。我国只有部分指标具有相对优势，我国领先的主要是数量指标。
01
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的本质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我国综合国力许多指标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在很多领域也进步迅速，令美国倍感压力。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综合国力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有些差距中短期内是难以超越的。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经济、国防实力等六个方面已经全面超越美国是缺乏数字支撑的，容易误导公众。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甚至认为100年也无法超越美国更是缺乏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撑。
1. 人口：我国是美国的4.3倍
根据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局的数据，2017年我国总人口为13.9亿，美国为3.2亿，中国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分别为美国的1.05倍和4.3倍，美国城市化率比我国高24.5%，失业率比我国高0.3%，男女比例相差8.2个百分点，老龄化率比中国高2.6%。
2. 人均耕地：美国是我国的7倍
2016年美国可耕地面积为19745万公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150151万公顷)的13.15%，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为0.7公顷。《2017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末，我国耕地面积为13492.1万公顷(20.24亿亩)，人均0.1公顷，美国人均耕地面积是我国的7倍。
3. 建交国家：美国比我国多19个
2017年世界上除朝鲜、伊朗、不丹、苏丹和索马里等5个国家外，其他国家均与美国建交，而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171个，与美国建交的国家比中国多19个。
4. 人均收入：美国是我国的15倍
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974元，实际增长7.3%，其中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6.5%和7.3%，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8年快于城镇居民。美国人均收入约为5.7万美元，折合为38.2万元，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15倍。
5. 人均最终消费支出：美国是我国的15倍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90年以来，美国的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从23100.4美元上升至2015年的35525.7美元，增长了0.5倍;而同期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从205.8美元上升至2401.7美元，增长了10.7倍，但是仅为美国的6.8%。
6. 居民储蓄率：我国是美国的2.5倍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居民储蓄率始终保持世界前列，但自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从2010年的16%下降到2017年的7.7%，而美国商务部公布2017年其居民储蓄率约为3.1%，可见我国居民储蓄率是美国的2.5倍。
7. 人均住房：美国是我国的2.2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而美国人均住房面积为90.2平方米。
8. 人均预期寿命：美国比我国多2.5岁
自1981年以来，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保障措施的完善，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增长了8.6岁。2017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6.5岁，同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9岁，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比中国多2.5岁。
9. 人均医疗支出：美国是我国的22倍
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我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远低于美国，2016年为425.6美元，而同期美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达到9535.9美元，是我国的22倍。造成中美医疗支出巨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商业医疗保险业比较发达，而我国商业医疗保险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10. 恩格尔系数：我国是美国的3.5倍
《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首次处在低于30%的水平。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公布，2016年美国恩格尔系数为8.3%，中国约是美国的3.5倍。
11. 人均能耗：美国是我国的3.3倍
根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2015年美国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2275.9百万吨油当量，我国为3005.9百万吨油当量，美国人均能源消耗为7248.1石油当量，我国是2178.2石油当量，人均能源消耗美国是我国的3.3倍。
12. 博物馆和图书馆：美国是我国的5.4倍
资料显示，美国现有16700座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达到16968座，平均不到1.8万人就有一座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我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约为6200座，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数是中国的5.4倍。
13. 军费开支：美国是我国的4倍
2017年中国军费开支为1505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美国为6208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是中国的4.12倍。
02
我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越美国，但人均量仅居世界70位
我国GDP总量已居世界第2位，但是2017年美国人均GDP仍是中国的6.8倍。若我国GDP增速以6.9%的速度保持持续增长，经济总量将在12年左右，即2029年超越美国。我国人均GDP于1995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快速提高，曾经排名负增长为常态，2008—2017年，我国人均GDP从世界第111名提高到第70名。而人均GDP是真正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发达的重要指标，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要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仍需一段时间。
14. GDP总量：我国是美国的63%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美国GDP为19.39万亿美元，我国GDP为12.25万亿美元，我国GDP是美国的63.2%。
15. GDP增速：我国是美国的3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6.9%，同年，美国GDP增速为2.3%，我国是美国的3倍。
16. 劳动生产率：美国约是我国的12倍
世界劳工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1世纪以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从2000年的2023美元跃升至8253美元，而美国的劳动增长率2000年就已达到81316美元，2017年已突破10万元大关，为101101美元，美国劳动生产率约为我国的12倍。
17. 三产占比：中美相差30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我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40%、52%，按照美国国家经济局数据，美国三次产业占GDP比为1%、17%、82%。
18. 人均GDP：美国是我国的 6.8倍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8836美元，美国人均GDP为60014.9美元，美国人均GDP为我国的6.8倍，我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中仅列第70位。
19. 国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是我国的4倍
据统计，到2018年3月为止，美国的债务总额已达20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总额的31.8%。其中，美国的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07.1%，我国政府债务排名第三，总额为4.97万亿美元。
20. 一产增加值：我国是美国的5.4倍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6367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3%，占GDP比重为8.6%。按照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776亿美元，占GDP的0.95%。
21. 二产增加值：我国是美国的1.4倍
按照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6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4884.2亿美元，是美国32361亿美元的1.4倍，比2012年提高了0.3倍。
22. 三产增加值：我国仅为美国的38%
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58215.3亿美元，美国是152108亿美元，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是美国的38%。
23. 新兴产业：美国技术强、我国规模大
中美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中近半数相近，例如生物医药、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等4个产业均是中美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
24. 国际贸易：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而美国商务部公布2017年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双方数据相差994亿美元。按中方公布的数据计算，贸易逆差被夸大了36%。而根据中美联合统计组的测算，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明显被高估20%，实际上只有2600多亿美元。若考虑美国对中国60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以及3000亿美元美国公司中国分公司的在华销售额等，中美贸易实际基本平衡。致使中美贸易不平衡也是美国产业转移政策造成的。
25. 世界500强企业：美国比我国多6家
2018《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数据显示，我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11年增长，达到了120家，美国共126家企业上榜，美国企业比我国多6家。
26. 营商环境：美国排名领先我国70位
世界银行公布的《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78名，美国排名第8名。
27. 全球经济增量贡献率：我国是美国的2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我国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率已从2014年的27.8%增长到2016年的30%以上，居世界首位，而美国仅为15.3%，我国的贡献率约是美国的2倍。
03
中美科技竞争数量指标接近、质量指标差距明显
在国内外5类科技创新能力排名中，我国均落后于美国，并且差距十分明显，短期内不会超过美国。近些年来，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量和科技人才存量快速增长，2016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是美国的3.2倍，所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将我国的创新发展视为威胁，制定了多种阻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政策，例如美国于2017年对我国发起“301调查”，并宣称将对从我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我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这些政策将会阻碍许多常规领域的贸易和投资。
28. 论文:我国说美国多、美国说我国多
《中国科技统计数据2017》显示，2016年我国国内科技论文49.4万篇，国际科技论文(SCI)32.4万篇、工程索引论文(EI)22.6万篇、国际会议录引文索引(CPCI-S)8.6万篇。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数据，2016年我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为42.6万篇，比我国统计的SCI论文数量高出近10.2万篇，而美国人同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为40.9万篇。
29. PCT专利：美国是我国的1.2倍
WIPO统计数据显示，我国PCT专利申请保持较快速度增长。虽然我国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明显不足。我国PCT专利申请量从2012年的1.8万多件增加到2017年的4.8万多件，年均增速21.3%。截至2017年5月，美国的PCT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为24.62%，中国为20.27%。
30.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比我国多343人
截至2017年，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共861人，其中美国为345人，我国大陆仅2人，数量仅为美国的0.58%。
31. R&D经费：美国是我国的2.2倍
根据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6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为2285.5亿美元，美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为5062.6亿美元，我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美国全社会研发投入是我国的2.2倍。
32. 研发重点：美国重生物、我国重信息
2005至2014年，美国卫生部的研发经费占联邦民用研发经费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另从美国发布《国家创新报告》《先进制造业国家计划》《生物经济蓝图》《可信网络空间》等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报告分析，美国研发经费重点是健康、科学和太空等领域。2016年，美国生物与医学论文占自然科学论文的比重为61.6%，居全球第4位，而我国该数据为39.2%，居全球第37位。可见，美国科技发展方向重生物，中国重信息。
33. 创新指数：美国比我国高16位
全球五大评估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瑞士洛桑学院、世界经济论坛、彭博社)对我国科技创新指数评价在13～27位之间，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排位则在前4位，我国创新指数比美国相差9～23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公布2017年我国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为第17位，美国排名第1位，中美相差16位。
34. 高科技产品出口：我国是美国的3.2倍
2016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4960亿美元，美国为1530亿美元，我国是美国的3.2倍，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我国为25%，美国为20%。中美高科技产品出口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产业转移政策造成的，美国注重设计研发与销售，而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及其他国家。此外，从2016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百强榜可以看出，中国的出口结构比例为外资企业占70%，大陆企业仅占30%。
35. 知识产权进口：美国是我国的1.7倍
2017年知识产权进口费用排名中，我国仅次于美国排名第4位，爱尔兰排名第1。我国知识产权进口费用为286.6亿美元，美国为483.5亿美元，其中，我国知识产权进口费用中，72.6%是来自于制造业，而其中很大比重又是来自于通信行业。
04
中美教育竞争力差距巨大、短期难以赶上
美国顶尖科学家数量是我国的近9倍，在人才方面，我国短期内难以超越美国。首先两国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式有较大不同，我国教育方式具有传统、崇尚权威的特点，而美国的鼓励式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其次，在人才经费方面，美国人均教育经费是我国的8倍，提高教育经费也是未来我国提高人才水平的重要措施。
36. 全球百强大学：美国是我国的8倍
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了第14届年度世界大学排名，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共41所大学进入前100强，而我国仅有5所。分别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37. 人均教育经费：美国是我国的8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教育经费支出为36129.2亿元，人口约13.75亿，以此为基数计得我国政府人均教育支出2627.5元，按2015年平均汇率6.2元兑1美元计，折合约423.8美元，而同年美国人均教育经费约为3200美元，美国人均教育经费是中国的8倍。
38. 顶尖科学家：美国是我国的8.7倍
根据汤森路透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球高被引人才共3532人次，其中美国1643人次，中国(含港澳台)为268人次，我国大陆地区189人次，美国顶尖人才数量是我国的6.1倍，是大陆地区的8.7倍。
39. 接受留学生：美国是我国的5.2倍
《2017年门户开放报告》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是最受留学生青睐的国家，2017年全球留学生总数为460万人，赴美留学人数超110万，预计24%的国际留学生把美国选为留学目的国。而在华学历人数仅为21万人。
40. 高校入学率：美国是我国的2倍
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2.7%，比2012年增长12.7%。2015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87%，是我国2倍。
延伸阅读：中美科技实力对比：体制视角
来源：泽平宏观
作者：恒大研究院任泽平 连一席 谢嘉琪
美国科技体制
美国之所以能不断孕育伟大发明和伟大公司，科技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美国立国之初，对科技与创新的鼓励就融入了美利坚的基因。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通过保障作者和发明者对他们的作品和发现在一定时间内的专有权利，来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进步。”
1945年，时任国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的万尼瓦尔·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著名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系统阐述了科学的重要性和科技管理的理念，并总结出三条历史经验：1）基础研究是为实现国家特定目标而进行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的基础，最适宜开展基础研究的是大学体制；2）政府可以通过与工业界和大学签订研究合同和提供资助的制度来支持科技；3）政府吸收科学家作为顾问和在政府中设置科学咨询机构，有助于总统和政府作出更准确有效的科技决策。在布什报告的基础上，承担政府对基础研究资助职责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得以建立，美国现代科技体制开始逐渐形成。
经过近80年的迭代与完善，美国已经形成一套与政治体制相匹配的多元分散的科技体系。站在联邦角度，多元分散最直接的体现在于科学政策制定的责任由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共同承担。
其中政府负责制定科技预算、推进相关政策、协调科技工作；国会负责审批科技预算、人员机构的任命与设置，监管和评估相关的联邦部门和机构工作，并通过立法决定各项科技政策的框架。
行政层面，形成了“决策-执行-研究”三层架构，各层级主体众多但分工明确。美国总统享有国家科技活动的最高决策权和领导权，总统行政办公室下设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
执行层面，不同于大部分国家通过一个中央政府部门或科技部集中支持科学，多元化的科学资助体系是美国科技体制最大的特点。
众多联邦部门和独立机构共同承担资助科学研究、指导科技政策的责任，其中与科技关系最密切的联邦部门包括国防部、卫生与公共福利部、NASA、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六大部门。不同联邦部门与独立机构对应不同的使命，例如NASA主要支持空间探索、DOD研究增强国家安全、NSF则支持更广泛的基础研究。但在某些交叉学科与前沿科研领域的资助上，多元化的体系会带来重复工作，某些项目可能面临多头管理。美国的立法者认为，不同机构出于不同的使命，看待科学问题的视角也会略有不同，这样把资助研究作为实现更广泛使命的一个要素，这种资助体系更有生命力，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溢出效应”。因此这套多元化的科学资助体系得以沿袭至今。
研究层面，联邦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和非盈利科研机构四类主体形成了有效的分工协作。
联邦研究机构由政府直接管理或采取合同方式管理，主要从事重要技术的应用研究与部分基础研究，如隶属于能源部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曾对负责原子弹研制的曼哈顿计划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学以基础研究为主，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研究型大学，同时给予研究人员极大的自由度，包括鼓励科研人员创业、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企业侧重于试验发展，大多以工业研究实验室为载体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最知名的如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并开创了信息时代；其他非盈利机构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或私人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对前三类主体形成补充。
立法层面，国会最重要的职能在于监督和立法。
监督方面，国会有两类重要的职能机构，一类是国会的“百科全书”，包括国会研究服务部（CRS）负责为国会提供广泛的政策和议题分析，以及一些专门委员会如众议院下设的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另一类是国会的“侦探机构”，如审计总署（GAO），负责调查和评估现有的政府政策及计划项目、确保经费被高效正确地使用。
立法方面，美国非常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对创新创业的鼓励支持，国会通过立法对从事科研工作的中小企业进行税收优惠、界定研究成果与发明专利的归属权，例如1980年制定的《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又称《拜赫-杜尔法案》），为联邦所资助的研究而产生的商业化创新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允许大学和其他非盈利组织获得这些发明的专利，并可以与公司合作、将他们推向市场。这个法案被普遍认为提高了美国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技术转移水平。
中国科技体制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讲话中全面阐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鲜明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标志着中国科技体制的重大转折，“科学的春天”正式到来。
2012年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2015年我国开始科技体制改革，重点解决资源碎片化和战略目标不够聚焦等问题。
改革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科技计划体制的改革。
改革前，40多个政府部门管理着90多个资助项目，存在着重复、分散、封闭的特点；改革后，中央深改组领导、科技部牵头，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教育部等部门参与形成科技计划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将资助项目合并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5大类科技计划，由不同部门代表组成的部际会议来共同讨论决定资助项目的优先级和资金分配。改革前，政府部门既有权分配研究资金，也负责项目管理、资金用途监督与评估；改革后，政府部门不再介入研究项目的管理工作，这部分工作将外包给专业的独立机构，机构之间通过竞争来获得政府部门的服务合同。
另一方面，顶层设计与立法工作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国家陆续发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系列政策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目标与实施方案。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降低了大学所有的知识产权转让及销售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为促进技术转移与转化、鼓励研发人员创业创新创造了制度环境。
与美国科技体制相比，中国科技体制主要有四点不同：
1）中国科技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政策、目标与战略；美国科技体制权力更为分散，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均负有责任，甚至司法部门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科技领域造成影响。这是由中美政治体制差异决定的。
2）美国的联邦资助体系更加多元分散，中国在科技体制改革后通过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项目进行集中资助。美国目前处于全球科技探索的前沿，更需要对科研项目与方向给予更多自由度，虽然可能造成重复浪费，但美国的立法者更注重研究的“溢出效应”，而且这套体系在历史上也确实取得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如促成了互联网、GPS的发明。中国目前仍处于加速追赶的阶段，集中资源和力量对特定领域进行攻关更有效率，也更符合当下国情。
3）美国非常重视立法工作和对专利的保护，中国近年来也意识到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但相关法律制度、专利制度仍需长时间的迭代和完善。美国对科学和创新的鼓励在立国之初就被写入宪法，1980年的《拜杜法案》允许大学和其他非盈利组织获得政府资助项目的发明专利，对科研成果的转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拉里·佩奇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期间曾经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数字图书馆计划（DLI）的资助并开发了PageRank算法，最终凭借这一算法创立了谷歌。而国内前几年的“褚健案”，作为浙大副校长的褚健创立了国内自动化领域的领军企业中控科技，却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等罪名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在学习如何建立更合理、更完善的法律与专利制度方面，我国任重道远。
4）相比中国科技体制，美国科技体制更注重预算、项目竞争和评估。行政部门设有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项目管理方面大多采用有组织的和竞争性的同行评议程序来授予研究经费，即基于申请书的价值（merit）授予资金，由相关领域的专家评估决定，以确保质量最高、最有前景的研究得到联邦支持。在立法部门，审计总署还会对联邦部门的政策和项目进行评估与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高效、正确。相比来说，中国目前在预算分配时主要依靠中央机构的集中决策，部委之间、项目之间的竞争性不足；对科研项目的评估则主要依赖科技部下属的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主体相对单一。
总结和建议
总体来看，当前全球科技实力版图中美国仍牢牢占据榜首，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科技实力大大增强，
在研发投入、科技领域研究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专利授权量、新经济活跃程度等方面，中国已经超越日本、德国，目前处于世界第一或仅次于美国。
但在科技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质量上，研发强度、千人劳动人中研究人员占比、高引用率论文、专利授权率等方面，中国离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距离科技“强”国任重道远。
在以信息技术与航空航天技术为代表的尖端技术领域，我国也确实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实现了从无到有，甚至在行业标准制定上也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例如华为海思近年来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进入全球前十，在5G标准的制定上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但是必须意识到，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范围仍然具有局限性，大多还在“点”突破的范畴而没有形成全面的攻势，核心半导体设备、材料、制造工艺仍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着巨大差距。
主要原因在于核心技术需要长时间的研发、尝试与积累，需要十年如一日的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绝非一朝一夕、亦无捷径可走。
而我国的工业基础仍然薄弱，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相比美国远远不足，缺少高端人才，这些因素都对核心技术的研发积累形成了肘制。
在科技体制方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行政与立法部门共同承担科技政策制定责任、联邦部门以使命为导向进行分散的项目资助、多元化的科研主体通过竞争申请项目、产学研一体化生态的科技体系，尤其注重培养鼓励创业创新、科研项目转化等方面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相比来说，中国科技体制下权力更加集中，在执行方面更有效率，但在立法、专利制度、预算分配、项目管理评估、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工作都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建议：
1、加大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制度环境。中国目前的科技体制权力更加集中，在政策制定方面应充分咨询科技界相关人士，形成良性互动。在经费分配和科研项目管理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同行评价”模式，加强对项目的内部竞争、事前筛选和事后评估，确保经费得到高效利用。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注重对专利的保护、对中小初创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2、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产学研协作体系，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一批国际一流的大学，加强师资的引进与建设，同时丰富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除了科研论文的发表也应适当参考技术转化的实际成果。学习斯坦福大学技术授权办公室的成功模式，完善对内对外的技术转化服务体系，并鼓励大学与企业开展多层次的合作模式，给予大学教职人员在创业、兼职、咨询方面更大的自主权，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创业和交流环境，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
3、运用合理的产业政策和政府采购，加大对关键技术的重视和投入。美国20世纪60年代在半导体产业发展初期，政府采购集成电路的产品数量一度占到企业全部产量的37%-44%，这对创新企业、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的帮助。在80年代后期半导体产业面临日本挑战时，美国由国防科学委员会和美国半导体协会共同牵头建立半导体制造技术科研联合体，由联邦政府提供联合体一半的经费，研究成果由政府和企业共享，最终夺回半导体企业世界第一的位置。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灵活运用多种产业政策，如设立产业基金、加强政府采购等形式，对关键技术领域尤其是中小创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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